“基本形成中國特色執行制度、機制和模式，‘基本解決執行難’這一階段性目標如期實現。”3月12日上午，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聽取審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首席大法官周強的話音剛落，國家最高議事殿堂響起長久而熱烈的掌聲。

從“一紙承諾”到“滿意答卷”，執行難，這一司法領域最大的頑疾正得到有效化解，成為新時代法治中國建設的生動寫照。

執行難，首先難在查人找物。

面對每年都在增長的數百萬執行案件，要把被執行人的各種財產在全國范圍內查控一遍，靠登門臨柜是不可能實現的。最高人民法院敏銳抓住了現代科技飛速發展的歷史機遇，全力推進執行工作信息化，打破法院與各部門的“信息孤島”，執行模式發生了深刻變革。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正式開通網絡執行查控系統，提供足不出戶查遍全國財產的查詢平臺。

報告顯示，截至目前，與公安部、自然資源部等16家單位和3900多家銀行業金融機構聯網，覆蓋存款、車輛、證券、不動產、網絡資金等16類25項信息，對被執行人主要財產形式“一網打盡”。

“力度前所未有，成效前所未有。”全國人大代表、遼寧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水泉鎮水泉村黨支部書記唐廷波認為，人民法院解決執行難工作實現了執行模式的重大變革，執行質效有了較大提升，執行外部環境有了明顯改善。

4.4萬億元，全國人大代表、航空工業洛陽電光設備研究所副總師羊毅對這一數據印象深刻。三年來，人民法院全力攻堅，共受理執行案件2043.5萬件，執結1936.1萬件，執行到位金額4.4萬億元，同比分別增長98.5%、105.1%和71.2%，解決了一批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

“網絡查控系統極大提升了執行效率，為‘基本解決執行難’提供了良好的技術支撐。”羊毅表示。

“法官足不出戶，輕點鼠標便可實現對被執行人的銀行存款、車輛等信息的查詢，甚至凍結、扣劃‘老賴’存款。”全國人大代表、廣西林業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助理黃超稱，覆蓋全國范圍以及各種財產形式的執行查控體系的建立，在解決“被執行人難找、財產難尋”問題上取得重大突破。

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監察和司法委員會委員劉德培深有感觸地說，最高人民法院用三年時間攻堅“基本解決執行難”，執行模式發生了深刻變革，執行工作更加規范有序，人民群眾關注的突出問題得到解決，捍衛了司法權威，促進了社會誠信。

“老賴”之所以肆無忌憚就是因為失信成本低。

統計顯示，黨的十八大以前，全國法院年執結的被執行人有財產的案件中，80%以上案件的被執行人存在逃避、規避甚至暴力抗拒執行的行為，自動履行的不到5%，消極等待強制執行的約占15%。

全國人大代表、湖南科美達電氣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兼技術總監陳勇彪注意到這樣一組數據：最高人民法院會同國家發改委等60家單位推進失信懲戒機制建設。采取11類150項懲戒措施讓失信被執行人“一處失信，處處受限”。366萬人迫于壓力自動履行義務。

“打擊失信行為是全社會共同的責任，執行攻堅行動中的聯合懲戒要機制化、常態化。”陳勇彪建議。

三年來，各地法院因地制宜，積極創新對失信被執行人的懲戒措施，通過“抖音老賴”“老賴款手機彩鈴”“老賴廣告電子屏”等各種貼合當代生活傳播方式的懲戒方法，增加被執行人的失信成本。

來自江西的全國人大代表、江西省醫療保障局局長梅亦對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法媒銀”平臺印象十分深刻。“通過與新聞媒體合作，加大曝光力度，探索出了一條失信聯合懲戒的新路，有力推動了社會誠信體系建設。”

“百日會戰”“假日執行”“雷霆行動”……各地法院紛紛開展攻堅執行難專項活動，啃下一大批“骨頭案”，對失信被執行人形成有力震懾。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加快建立失信被執行人信用監督、威懾、懲戒法律制度的要求，有力推進了信用聯合懲戒機制建設。今年2月25日，中央召開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再次強調要加強社會信用體系建設。

如果能以破解執行難工作為契機，從國家層面完善公民“信用畫像”，打造公民“信用身份證”，形成處處憑信用、事事看信用的國家現代化治理體系，執行自然也就會變得“不難”。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董開軍在接受采訪時呼吁，將信用建設重點是失信被執行人信用聯合懲戒納入立法規劃，增強信用聯合懲戒措施的威懾力和可實施性。

財產變現難，曾經是困擾執行工作的“四大難題”之一。傳統的執行手段只能通過評估，然后委托拍賣公司進行拍賣，嚴重制約了執行工作的效率和質量。

工作報告顯示，實行網絡司法拍賣以來，“成交率、溢價率成倍增長，為當事人節約傭金205億元，有效祛除拍賣環節暗箱操作和權力尋租空間。”

事實上，從2012年開始，浙江、江蘇等地法院率先推行網絡司法拍賣。最高人民法院及時總結經驗，確立以網絡拍賣為原則、傳統拍賣為例外的司法拍賣新模式，出臺網絡拍賣司法解釋，從2017年1月1日開始，在全國法院全面推行網絡司法拍賣。

“司法拍賣作為執行工作中重要的一環，是實現資產變現的重要步驟，對于當事人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在全國人大代表、江蘇啟迪設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戴雅萍看來，網絡拍賣的出現提高了司法拍賣的便捷性和透明度，縮短了資產變現的周期，大大提升了財產處置的規范性。

“過去，我們傳統的執行手段只能是通過評估，然后委托拍賣公司進行拍賣，嚴重制約了執行工作的效率和質量。”談到司法拍賣，全國人大代表、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夏道虎自豪地說，目前，江蘇全省123家法院全部入駐淘寶網“開網店”、所有需處置資產全部上網拍賣、所有司法拍賣環節全部網上公開。打破了時空的限制，大大提高拍賣的成交率和溢價率。

“全國法院以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判處罪犯1.3萬人。拘留失信被執行人50.6萬人次。限制出境3.4萬人次。同比分別上升416.3%、135.4%和54.6%。”

在全國人大代表、江西友達律師事務所主任馮帆看來，“基本解決執行難”不僅僅是數字的提高，更多的是通過三年攻堅，探索了一套規范執行工作的體制機制，鍛煉了執行法官隊伍，為今后的強制執行立法提供了很好的經驗。

執行難問題長期存在，除了法院自身原因外，社會誠信體系不夠健全、執行依據復雜多樣、執行標的種類繁多、法律和配套制度不夠健全完善等外部因素，是更深層次的困難障礙。

“基本解決執行難”雖然取得了階段性成效，但在首席大法官周強看來，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與黨中央提出的“切實解決執行難”目標和人民群眾期待相比還有差距。“下一步，將咬定青山不放松，不斷鞏固‘基本解決執行難’成果，健全解決執行難長效機制。”

除了點贊、認同，代表們還對“切實解決執行難”工作提出了更高期待。

“執行難是全社會的共同問題。”全國人大代表、天津市律師協會副會長才華認為，要從源頭上解決執行難，必須加大對違約、惡意侵權的處罰力度，加快相關立法和司法解釋的出臺。

全國人大代表、貴州省貴陽市 公安局刑偵支隊副支隊長石蓉建議繼續加大解決執行難工作的力度，建立長效機制，采取高壓態勢擠壓“老賴”空間，保護人民群眾合法權益。

實際執行中，有相當一部分被執行人確無財產可供執行的“執行不能”案件，長期成為人民法院卸不下來的沉重歷史包袱，成為“不能承受之重”。

對此，全國人大代表、中華全國律協副會長劉守民建議，盡快建立個人破產制度，構筑完整的破產制度體系，進而化解執行難。

“破解執行難的關鍵，在于頂層立法，讓守信成為一種自覺。”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律師協會會長肖勝方認為，有必要從頂層法律制度設計入手，通過立法提高拒不履行判決的成本，迫使大部分當事人自覺履行生效判決，從根本上解決執行難問題。

經歷了刮骨療毒的痛苦，也實現了脫胎換骨的新生。在新的起點上破解執行難問題，人民法院多了一份堅定自信，多了一份睿智從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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